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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年5月2日 澳门（第1页）

第八十章

1963年5月2日

澳门

沈岳是从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代表团顺利抵达金边的消息的，那一刻，他目瞪口呆。

他把那段不长的消息读了好几遍，仔细察看着柬王宫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的照片，试图找出伪造的痕迹，很可惜，他没找到。

他放下报纸马上给陈明远打电话，询问他是否知道金边的消息。

陈明远回答，他也是刚刚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

沈岳立即命陈明远以他的名义用电台联系西贡的廖时亮，让他速报高棉组的近况。

稍想了想，他又让陈明远给局本部发电，询问近几天西贡站有无与总部来往电文。

放下电话，他怔怔地发了会儿呆，脑子里急速地思索着：长堤公路爆炸未能实现，意味着费尽心力谋划良久的湘江计划多半落了空；计划中用军用手雷投掷的替代方案，胜算不大。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内部出现叛徒出卖了计划？还是代表团行程路线临时做了更改？抑或是炸药受潮等技术性原因？他分析着各种可能性。

转念一想，现在做这些推测没有意义，只有张沛芝、农念强和具体执行人员才能证实。

可高棉组与西贡站只通过边境秘密交通站往来信件联系，尽管安全度高，但毕竟费时费力，无法得到第一手的消息，他这个前方总指挥居然要通过层层转报才能联系上，而且是从新闻上获知最新的消息，真是莫大的讽刺。

他后悔当初在总部做计划准备和沙盘推演时，没有要张沛芝他们再多设计几个行动方案；没有充分授权高棉组在行动受阻时多管齐下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保证任务的达成，比如专业杀手、人肉炸弹等等；没有及早在金边设立一部大功率电台供紧急情况时联络用。

思来想去，沈岳开始做最坏打算。

如果计划彻底失败，那么首先要把失败可能造成的影响尽可能地降低，尤其是尽量不要造成国际影响；第二要保障核心人员和执行人员的安全，安排好撤退路径；如果有人被捕，就要立即制定营救方案：相关人员要立即转移，以免造成当地组织被一锅端的情形；第三要避免将影响波及到西贡站和香港站，尤其是香港站的仓库里还储存着一些器材；第四也是最要紧的，要尽快找出计划失败的原因，理清和追究相关责任，这样才能给上峰一个交代。

另外，计划失败了，照理说他应该尽快返回台北，可是，现在回去，如先生问起来，他竟无言以对，那怎么行。

他决定再等等，等弄清楚原因再走，至少澳门是非常安全的，大陆方面即使掌握了他入境香港的情况，也不会知道他隐身在澳门。

退一万步说，即使大陆方面知道他在澳门执行特殊使命，也绝不会对他这个公开的台湾特务头子痛下杀手。

因为当年在延安潜伏的时候，他就了解早在特科时期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规矩：不搞非法绑架；不搞美色诱惑；不搞金钱收买；除非万不得已，不处决公开身份的高级特务。

想到这里，他手写了一个指令给香港站丁站长，让他设法尽快转移仓库里的器材，以防万一。

他正准备叫住在隔壁的随从过来，手持指令去趟香港时，他的两个随从和特一组组长慌慌张张推门进来，劈头就说：“副座，外面来了大批警察，他们已经把房子包围了！”

沈岳脸上显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态，葡澳当局即便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绝对不会难为他的，何况他在澳门什么也没做啊？！

他厉声喝道：“慌什么！

行动组的人呢？他们的车不是在门口担负警卫的吗？”

特一组组长答道：“他们被控制住啦。”

看见其中一个随从掏出手枪，站在门口朝外张望，沈岳下意识地马上决定：“你们身上还有武器吗？快，马上都扔出去，先把上面的指纹擦掉！”

那人手忙脚乱地扯过窗帘擦了擦手枪柄，冲到走廊，把枪从窗户扔了出去。

他已经清楚地听到楼梯传来的杂乱而急促的皮靴声，很快，伴随着葡语的呵斥声，他看见一帮身着澳门警察制服的人冲进门来，竟清一色是洋人面孔！

这群人迅速控制了他的两名随员和特一组组长，其中一个高个子警察径直走到他面前，用生硬的国语说道：“沈岳先生，我奉命拘捕您！”

随后，又说了一大通他听不懂的葡语。

沈岳根本无心听一旁的翻译，蓦地，他想起昨晚丁守拙给他打电话通报香港发生的事情，一下就明白过来：湘江计划彻底泡汤了，共产党一定掌握了所有的证据和计划细节，不仅端掉了高棉组，还督促港英当局和葡澳当局对情报局在香港和澳门的机构同时动手了！

甚至，大陆还掌握了台湾在港澳警方中的华警卧底，否则，葡澳警方不会动用清一色的洋人警察实施抓捕的。

这一瞬间，沈岳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哪怕当年从大陆撤往台湾都没有这么沮丧。

最高当局做出的决策，叶翔和他亲自组织谋划，了解内情的人屈指可数，执行者也都是久经考验的干员，这样绝密的计划居然早被共产党全盘掌握，一举摧毁，他实在想不懂怎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连自己这个堂堂的副局长都成了刀俎上的鱼肉。

不同于一些国府官僚崇美媚洋、盲目自大，从心里看不起土共“泥腿子”

的做派，他曾在延安潜伏过一段时间，对共产党组织之有效、纪律之严明、行动之高效、信念之坚定深有体会，对中共情报战线的牺牲精神钦佩有加。

而这次行动的结局和自己即将身陷囹圄的处境，更让他深深认识到：中共的国家机器一旦高速运转起来，其隐蔽战线斗争能力和巨大能量是他以及他背后的台湾情报机构所无法想象的。

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对自己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产生了信心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