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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2页）

于是她的精神品质渐渐失去了光彩。

为了重新唤起弗龙斯基的爱，竟不惜以姿色的魅力编织“爱情的网”

，并且逐渐习惯于“虚伪和欺骗的精神”

。

最后，她的爱越来越自私，以致在“不满足”

时变成了恨。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安娜，须知她生活在历史的转折时期。

如果说她同社会的外在矛盾，是由于新事物受旧事物压制，那么，她自身的矛盾，则是新萌发的意识未能战胜根深蒂固的旧意识。

何况当时能代替旧的道德观念的新观念尚未形成。

因此可以说，她身上集中了时代的各种矛盾。

她的自杀，从主观上说是寻求解脱，也是对弗龙斯基的报复及对上流社会的抗议；客观上则是由于集中了各种时代的矛盾而无法克服，从而无可避免地成为这个转折时期祭坛的牺牲。

这种必然性表明了安娜悲剧的深度。

列文也是深刻矛盾的人物。

他鄙视彼得堡的宫廷贵族，却以出身世袭贵族而自豪；他不满于上流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却认为奢侈是贵族的本分；他反对以农奴制的“棍子”

压制农民，却又向往于贵族的古风旧习；他厌恶资本主义并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但他自己的农业经营显然是资本主义方式；他断言资产阶级所得的是“不义之财”

，而自己却和劳动者进行“残酷的”

斗争。

这些正是这位“有心灵”

、有道德感情的贵族在历史转折时期而背对历史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思想矛盾。

与安娜不同，列文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

然而，良心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在自己富裕同人民贫困对比下，他深深抱有负罪感。

只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忏悔贵族，他积极探索同人民接近的道路，并探索通过“不流血的革命”

以达到与农民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

他转而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从社会经济的探索转向思想和道德的探索，要在各种哲学和宗教中寻求答案，却毫无所获。

失望之余，他甚至要以自杀来解脱，最后从宗法制农民那里得到启示：要“为灵魂而活着”

。

他的不安的心灵似乎得到了归宿，但这归宿纯然是空想，无助于实际矛盾的解决，只不过是心灵悲剧的麻醉剂罢了。

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作者在这里把小说煞住。

如果情节再朝前进展，人物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心灵的悲剧必定照旧在他面前展开。

与这两位主人公相联系的、亦即在他们这两条线索上的一些次要的人物，是伴随着他们出场并围绕他们而活动的。

与安娜—卡列宁和安娜—弗龙斯基相联系的，主要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圈子和军界的某些贵族；与列文相联系的，主要是外省贵族、地主、农民以及个别商人。

一般说来，安娜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列文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社会经济问题。

当然，两者间有时也相互交叉。

这些人物决不仅是两位主人公的陪衬或对照物，而且常常居于前景，在情节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正是赖有他们，作品才得以超出家庭关系的范围，突破家庭小说的框架，成为作者所说的“内容广泛的、自由的小说”

，从而成为广泛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史诗性杰作。

就艺术来说，《安娜·卡列宁娜》确实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