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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四章 商业集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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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银行(即西北垦殖银行、台湾银行)之外,民间私人经营的各种名目的诸如钱庄、票号、钱铺、银炉房、公估局、典当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虽然没有准确数字,但大家一致认为其总的营业额是超过政府开办的新式银行的。

    在这些民间金融机构中,宁波本地商人开办的固然强势无比,但外来商人(主要是清国商人)开办的却也不容小觑。以徽州帮商人开办的信义钱庄为例,徽州乃至皖南地区的茶叶从采摘、加工,然后运输到宁波销售,信义钱庄全程提供一条龙的金融服务,这大大刺激了徽州地区茶叶生产,每年出口宁波的数量都在稳定增加,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这些徽州帮商人的金融服务已经慢慢渗透到宁绍地区了,尤其是在新占领不太久的余姚、上虞、嵊县,徽州帮商人重点经营,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林员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到余姚县城开当铺的,在鄞县、定海、奉化、慈溪等原宁波府辖区内,他们与宁波本地商人竞争时劣势太大,还不如另辟蹊径,先在上虞、余姚、嵊县等地打开局面,然后再想办法在宁波等地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金融之于现代工商业,就像血库一样,意义非同寻常。余姚的丝绸纺织、茶叶产销等行当,十之八九仰赖钱庄、银行,可谓是关键中的关键。林员外,我听说过你,你们一家子都已经入籍东岸了,对吧?这很好,以后安生在宁绍发展吧,如果老家还有什么亲戚朋友的话,都可以叫来嘛。”杨王志远笑嘻嘻地说道。

    他知道林员外是信义钱庄的股东之一,而这家钱庄在徽州地区就很有名,“设小钱庄于各地,皖南官款,多半经其手”。这样的人,若是能够拉过来的话,那么绝对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就像之前已经入籍东岸的一些清国商人一样。

    当然有愿意入籍东岸的清国商人,自然也有不愿意的。有些人在宁波经营数年之后,依然还保留着原本的身份,并且还如饥似渴地搜集东岸的各类知识、书籍,想方设法传回老家。这些人,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作用,具有进步的属性,给有些暮气沉沉的清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清流。

    这些来自外界的新事物,尤被那些新崛起的汉族文武官员所重视,因为他们特别想知道为何屡屡败于东岸之手。满清朝廷对此虽然有些不满,但在四处受敌的情况下,不得不越来越倚重汉族官员,故对这些新思想也不好明令禁绝,只能有选择地接收了。即利于其统治或增强国力的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鼓吹共和思想、新政治体制的自然一概禁绝,当然有关满清黑历史的东西就更不能放进来了。

    总而言之,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尤其是在与东岸议和,双方全面开放贸易和边界之后——清国与几十年前已然大不一样!其变化幅度虽然不如顺国那么激烈,但也颇为可观。与他们相比,如今中国大陆上最落后、最腐朽的势力,反倒是南明朝廷了,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杨王处长说得是。前次小老儿已经书信家中,令子侄辈十余人前来余姚。这些多是从事典当、笔墨和茶叶行业多年的老手,经验丰富,必将能为宁波的工商业添砖加瓦。”林员外笑呵呵地回答道:“大东岸为咱们商人创造了自古以来未有的良好经商环境,大家都是十分珍惜的,也都想来宁绍发展,都不用杨王处长催的,自己就跑来了,呵呵。”

    杨王林听后点了点头,笑而不语。他当然知道林员外这话多有不实,徽州帮商人入籍东岸的固然不少,但不愿入籍的却也不是少数,他曾经就听说过某位“心怀桑梓”,回老家上书满清朝廷,请求开设银元局、铜元局,用机器铸币,革新币制,并且为朝廷所采纳了。盖因此时的清国境内,因为种种原因,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极其混乱,其中既有东岸的银元、铜币,也有本来的银两(但大小不一,全靠称重,成色也很复杂),民间私铸的钱币及外洋贸易而来的欧陆诸国银币更是所在多有,极大地影响了商业发展,“民甚苦之”。

    因此,在看到东岸人机器铸造的外形精美、成色统一的货币后,这位商人建议从东岸人那里采买水力冲压造币机,疏浚市场币制:初步计划是铸造大银元(重七钱二分)、两开银元(重三钱六分)、五开银元(重一钱四分四厘)、十开银元(重七分二厘),以此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银币。此外,铜元局还将用机器铸造当十铜元、当二铜钱,用来畅通全国,甚至还打算联合诸多钱庄、票号(尤其山西那一票实力雄厚的)发行以一千文铜钱为单位的制钱票,以方便日常使用,促进商业发展。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举措都是能极大提高清政府财政收入的,这不光是铸币税的收入,同时还有币制统一后全国工商业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且后者的红利几倍于前者。这些商人集团选择了家乡,选择同满清政府合作,说起来还是令杨王林挺不爽的,不过却也没太介意。东岸人讲究来去随便,自由贸易,自然不会摘了自家的牌子。

    但不管怎样,宁波的商人集团开始越来越深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满清的商人集团在见识到海外的诸多新事物后,也开始间接地通过汉族官员上书朝廷影响国家政策。而随着外来新思想的不断吹风洗礼,商人集团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汉族官员话语权的加大,这种影响肯定会越来越深,至于最后量变会不会引起质变,那就要看后面的走向了,这是谁都无法说得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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