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李治的头七这一日,朝廷举行了隆重的祭礼正式为皇帝发丧,昭告天下。同时,新君李显在李治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谥李治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
在这个重大的新君继位典礼上,裴炎当着满朝文武与皇族的面,宣读了先帝留下的遗旨。
薛绍和满朝文武一样,跪伏于先帝的灵柩之前,听裴炎宣读了这一份先帝遗旨。
其实遗旨和那几句遗言的意思差不太多。只不过相比于李治临终时的“口头”嘱咐,先帝遗旨当然更加的正式、严肃和重要,这是普天之下最为神圣、最不容更改与亵渎的命令,高于一切法律和规则。它使得新君李显的继位名正言顺,也使得裴炎这位顾命大臣、薛绍这位大唐新军帅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最权威的保障。
遗旨当然少不得提到了武则天,表面上听来,算是基本明确了武则天的职权范围——皇帝如果有重大的军国之事委决不下,可请动天后出谋划策或是出面决断。
薛绍细细一揣摩,这份遗诏的内容还是和李治的遗言相差不多,只不过遗诏是硬性规定了武则天不得直接执政,只有针对皇帝“决定不下”的军国“大事”才能干预。
换句话说,如果皇帝事事都能自己决断,把国家治理得相当的漂亮,那武则天就可以彻底的退出大唐的朝堂了。
这一下不光是薛绍,满朝文武都感觉出来了,先帝的遗诏当中仍然是流露出了对天后的既信任、又不信任。
如果不信任天后,先帝李治大可不必在遗诏当中规定天后针对军国大事的“最高参谋权”。新君李显是个什么货色,先帝李治对自己的儿子自己心里清楚,他就是怕李显接管不好这座江山,于是仍然让她的母亲在身后随时准备“擦屁股”。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夫妻,李治对武则天的能力还是相当认可的。
但如果先帝李治真的是完全信任天后,就会直接给她“参政议政”之权,而不是强行规定,只有在新君李显“搞不定”的时候让她出面收拾一下残局。
薛绍心想,面对这份遗诏武则天的心里肯定是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李治总算顾念了一点夫妻情份,没有把她用完了就一脚踢掉;郁闷的是……李治只许她专业擦屁股,平常没事别瞎掺合!
这换作是任何人,心里都得是五味杂陈。
新君李显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尊他母亲为“太后”,从此满朝文武都得改口不再称“天后”而是太后了。第二件事情,李显策立了原太子妃韦香儿为皇后。
这些都是正常的程序,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感觉奇怪。
可是李显登基后干的第三件事情,可就让很多人感觉到惊奇了——他在先帝李治的灵柩前宣布,由于父皇新丧他的内心无比悲痛,暂时无法亲自打理朝政。再加上故老的习俗,父亲死后儿子要为父守孝三年(帝王是以一天算作一个月),那么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新君李显仍要为先帝服丧守孝,不问其他。
所以这段时间以内的国政,仍然请侍中裴炎辅佐太后一同,代为处理!
李显把这事儿一宣布,当场很多大臣目瞪口呆,话都说不出来了!
表面看来,李显这是以“孝”为先,大唐本来就是以孝治国,他这位新皇帝以身作责并不算错。但是现在面临君权更迭的关键时期,他这位新君在朝堂之上本来就没什么根基,怎么还能空出权力、任由天后与裴炎继续折腾这个新朝堂呢?
但是,尽管很多人反对李显的这一决定,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说一声反对。
否则就是阻止皇帝为先帝尽孝,是为大逆不道!
再有精明之人细下一琢磨,仿佛是想出了一些端倪——新君固然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亲政执掌权柄,但他肯定是在私下里背负了很大的压力,才不得不做出“服丧让权”的妥协。
这个压力,当然只可能来自于天后与裴炎。这些日子以来他二人都在拼命的揽权,可是短短的七天哪里够用?于是“新君为先帝服丧”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借口。面对“孝”这样的一个重大课题,李显这样一个没什么底气和主见的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
薛绍对于这些事情都在预料之中,没什么好惊奇的。因为他每天都在贞观殿里看着李显什么事情也不干(或者说他想干也干不了),就知道在李治的灵柩前哭泣烧纸钱。与此同时,武则天和裴炎可是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太需要时间了。
也就是说,今天这一出为先帝发丧、请新君登基的典礼虽然进行得非常的隆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朝堂格局。新君李显还得像之前的七天那样,每天跪到李治的灵前去哭泣烧纸钱,天后与裴炎仍旧把持朝政,并且有了更加充裕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洛水大营里的二十万大军仍然镇戍东都京畿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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