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你们很荣幸,你们是第一个看到这些文件的,蒋委员长都没看到。”
刘永义叫人把桌子摆成长条,他把文件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供记者拍照。
招待会结束后,刘永义派人把皮包送往张家口,由张家口送往南京。
“皮包事件”弄得日本十分狼狈,虽然极力否认,可是除了日本人自己,没人相信日本说的话。
“皮包事件”让之前的“机场事件”成了小丑表演,关东军不得不放弃派遣大军进入察哈尔的计划,菱刈隆通知李守信:一个旅团暂时不能派,正在讨论派遣较少的部队,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身着中国军队的军服。
李守信对日本人的言而无信非常不满,可是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跟同盟军打了,他向菱刈隆发报,要求日本尽快派兵相助。
在沽源,一个人来找刘永义,柯庆东,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总负责人。
冯玉祥认为,抗日同盟军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苏联支持,抗日同盟军就能坚持下去并不断壮大;苏联不支持,抗日同盟军就将死路一条,在日本和蒋介石的联合绞杀下灭亡。基于这个认识,冯玉祥积极寻求共产党的支持,建议两家合建抗日同盟军,联合抗日。
共产党起初对冯玉祥很轻视,觉得冯玉祥已经过气,察哈尔又小又穷折腾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敷衍冯玉祥,只派一些小头目参加抗日同盟军,可是过不了多久,发现冯玉祥雄风犹在,振臂一呼应者十万,于是改变看法,开始积极与冯玉祥合作,派来的人员也换成了大头目,打算利用冯玉祥的威望创立一支红军,在共产党看来,察哈尔也是有优势的:贴近蒙古,可以很容易得到来自苏联的支援。
当时的抗日同盟军虽然人数多达十二万,可是多是乌合之众,较有战斗力的只有两支:以冯玉祥的“汾阳军校”师生为核心组建起来的第一军,刘永义的“山东北上抗日先遣团”,第一军是冯玉祥的命根子,看得紧紧的,共产党难以插手,只有“山东北上抗日先遣团”有些希望。
柯庆东打算争取刘永义:刘永义原本就是共产党,而且表现相当不错,只是某些人处置不当才导致了他的叛逃。
柯庆东劝说刘永义重新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为国家的政党,正在为中国的光明而奋斗,国民党不过是一群旧势力的团体而已,正在把中国拖向黑暗。
“这个……蒋先生对我有恩,面临绝境的时候是他救了我。”
“一个爱国青年应当为人民去奋斗,为国家去奋斗,为理想去奋斗,而不应当为个人。”
“唔……”刘永义考虑了很久,“这样吧,如果中央能够对当时的不当行为作出道歉,我愿意重新加入共产党,重新为共产党工作。”
柯庆东对刘永义的回答非常满意,他向江西的临时中央发出电报,请求撤销对刘永义的不当判决并向刘永义道歉,然后重新接收刘永义为共产党员。
刘永义刚刚离开红区的时候,为他说话的人还很多,可是第四次反围剿之后,为他说话的人基本没有了:这个王八蛋,翻脸比翻书还快!要不是他从中作梗,11师一个小兵都逃不掉。
一番讨论之后,临时中央拒绝了柯庆东的请求,并指示柯庆东:不要再与刘永义接触,这个人的立场基本是剥削阶级的,随时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虽然请求被拒绝,可是柯庆东是个务实的人,现在的事实很清楚:没有刘永义帮助,想在察哈尔创建红军比登天还难,他把中央电报扔到一边,然后通知刘永义:中央撤销了对他的不当判决并重新恢复了他的党籍,现在,刘永义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刘永义并不知道柯庆东的假传圣旨,他对重新成为共产党员很高兴:脚踩两只船就够难的了,自己居然脚踩三只船,自己太天才了。
过了两天,柯庆东又来找刘永义,带来了十来个人,全是共产党员,要求刘永义以这些人为核心创建一个团,特别把一个人介绍给刘永义:廖运年,黄埔四期生,**的同学。
“**的同学?好,好极了,欢迎你。”刘永义很热情地跟廖运年握手。
占领沽源之后,不少学生跑来参加同盟军,刘永义把这些学生组成了学兵队,总共一百来人,刘永义把学兵队交给瘳运年,再从自己部队抽出一个排,编成了“抗日同盟军警卫师独立团”,以廖运年为团长。
廖运年只是上尉,上尉当然不能当团长,刘永义于是大笔一挥:提升廖运年为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