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校园里,种植了很多大叶桉。它与凤凰木、番石榴、白玉兰和龙眼树,堪称园中树木的五虎将,共筑校园纵横交错的常绿景观。大叶桉不是果树,当然不如番石榴和龙眼来得诱人;大叶桉虽会开花,小小的白花远不如凤凰红火,也不如玉兰香气袭人;然而大叶桉带给我童年的回忆却多于其他树种,因为它浑身都是特点。
大叶桉的树皮干燥,色如肉松,厚而松软,布满沟痕,用手指都可以轻易地抠下一块块来。大叶桉的叶子叶面大,光亮而柔滑,且叶厚色碧,可以很轻易地撕成一架绿“飞机”,轻轻一掷,在儿时的天空中晃晃悠悠地飞上两三米。手指因而染上了叶汁,那股不难闻的气息会久久地藏在指甲里。最妙的是它开花的时候,花芯一爆开,就会把花蕾上戴的小帽子顶落,一时间树上的蜜蜂嘤嘤嗡嗡,树下撒满蕾帽的星星点点。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小小的我一夜间竟也孤独了起来,失落在地上的大叶桉蕾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它的形状象个小漏斗,只是漏斗的小嘴端呈针状。先将其照在鼻尖上,对着镜子作个小鬼脸,可惜这蕾帽太小,照不住,一颤就落了下来。我又一一将其套在五指上,就象《小木偶奇遇记》里老妖婆的黑手,这下得心应手了,张牙舞爪几下。还有另一种玩法,拿剪刀剪去针状的一端,蕾帽成了碗状,碗底有个针孔,再拿针线,将小碗们逐一串起,最后终成金黄色的一串。但这一串显然有资产阶级小姐的味道,又有违我小男子汉的形象,很快就放弃了。
那时国光楼家家矮矮的院墙外都依偎着株株大叶桉,院墙内种植的葡萄呀丝瓜呀无不争相爬上树去,挂果的挂果,挂瓜的挂瓜,孩儿们上树就顺理成章了,大人们充其量只能在树下无奈地唠叨“要小心呀,要小心呀”的。我家的那株葡萄是楼区最先种下的,早早把一棵大叶桉上上下下披挂得面目全非,特别是盛夏,葡萄有恃无恐,微斜的大叶桉象悬挂着葡萄藤叶的大旗杆。我跨坐在树叉上,脚蹬叶藤如蹬马鞍,然后左右开弓,挑食发紫的葡萄,快活得好似花果山的孙猴子一般。那葡萄酸甜的果香中略带几丝桉树味,独特口味举世无双。有的小伙伴挡不住着葡萄的诱惑,向我这个“小右派”靠拢,于是天然的酸甜化解了人为的界限。
1959年的超级台风中大叶桉最显风采,多少老树被连根拔起,多少绿木轰然倒下,根深叶茂的大叶桉们硬是大难不死,树干在剧烈地摇晃,枝叶随疾风尖啸,可风后雨后,俏立依旧。家门口的那棵大叶桉尽管有葡萄拖累,受风面积增大一倍,也依然故我,葡萄落了一地,但枝藤相缠,只是稀疏了几分绿意。由此显露出树端的一个鸟窝也居然无恙,慧眼识英雄,雀鸟识大树,英挺的大叶桉怎么不令四邻肃然起敬!
笑傲台风的大叶桉万万没料到挺过天灾百次却难逃人的毒手一回,*后期突然一夜间被斩尽杀绝。来不及论证,甚至来不及喘息,就一棵棵惨死于乱斧之下。空气中一连数天充斥着树汁浓烈的气味,我大口大口呼吸着,眼睁睁看着株株大叶桉被砍倒时最后的抽搐!可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叶桉没有嘴巴,直挺挺地任利斧灭绝性地戳杀。好久之后我才依稀听得对它死刑的判决:大叶桉散发的气体与癌症的发生有联系。是什么癌?肺癌、肝癌、还是血癌?没有答案,仅凭一个莫须有的“有联系”就随意灭绝了一个那么庞大的树群——一片片台风中坚强的绿色生命体?!我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医学家,但我曾以我幼小的生命“以身试树”,亲密无间几百回,行影难离十余年,至今没有癌症的迹象,我对“大叶桉致癌”之说有疑义!“*”中人的冤案大都得以平反,那树的冤案呢?大叶桉不会上诉,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而“宁可信其有”的“莫须有”至今依旧将大叶桉拒之绿化的门外,岂不令防风林带仰天长叹!大洋中郁郁葱葱的澳洲少不了大叶桉绿色的枝影,形形色色的澳洲土著们和移民们与大叶桉和平共处,可爱的树袋熊、袋鼠和几维鸟和大叶桉相安无事,那它又何以在我们的家园诱发癌症?!
如果大叶桉们都健在的话,那么14号强台风岂敢如此嚣张?至少绿化的损失将大面积减少!当时大叶桉被根浅的银桦取而代之,已故厦大植物学家曾沧江教授曾极力制止,可人微言轻,那个荒谬的年代研究树的“臭老九”算什么?!让无辜的大叶桉回来吧,再绿我闽南,再筑层层绿墙于我南中国千里海疆!让抗风的大叶桉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