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评区和贴吧,看到同学们对小邓用人上讨论的很热烈,有同学认为,小邓不重用姬宗周和潘贤二,未免稍嫌气度不能容人。≥
我个人来说,是这样认为的:
元末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一部分都是自视为元人,蒙元的臣子,把蒙元看做了正统。举两个例子,一个刘基,这个应该是元末最有名的一个知识分子了,但是在他投朱元璋之前,却是积极地为蒙元出谋献策,不遗余力地辅助蒙元的地方将领,大力地镇压方国珍等人。刘基的简历如下:
1333年,刘基年仅二十三岁就考中了进士,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
1336年,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
1348年十一月,方国珍先在浙江台州起兵,**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因此而大惧,厚赂刘基,“却之”。刘基不肯收取他的贿赂。方国珍收买他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展自己的力量,其它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
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
又在他的诗中《次韵和孟伯真感兴》里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在《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中写道:“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
可见他是一心向蒙元效力,只是不得其用。
即便他还乡之后,他还是不改对蒙元的忠诚,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愤写作,着《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
直到至正二十年,也即136o年的三月,他才应朱元璋之召,去了金陵,从此才能够得以挥出他的聪明才干。而据说,他之所应召,开始也还是不愿意的。朱元璋派去请刘基出山的,是他手下的一个能臣,叫做孙炎的。刘基初不愿出,孙炎给他送去了一柄剑,意思就是说如果刘基执意不肯出山,那就让他看着办吧。是自杀?还是等朱元璋去砍他的头?随其选择。刘基这才不得不出山。
元末,像刘基这样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如果说刘基是谋士一流的代表人物,那么另外一个,叫杨维祯的,则便是元末文人的代表人物。很有名气的一个文士。号为铁崖,是为元末诗坛的领袖。也是浙江人。他做过一些小官,为官时期,也是很清廉的,想为百姓做点事。但是,后来张士诚造反,召过他很多次,可他从没应过召。即使在张士诚投降了蒙元之后,也是如此。他依旧还是不肯应召。也许在这其中,他有明哲保身的意思,但是对义军的反感却也是不言而喻。蒙元正统论,曾有争执,有以蒙元为正统的。杨维祯给蒙元上过书,虽然认为也当以宋为正统,但是他却也是承认了蒙元一样也是正统的。
刘基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时候,为何却只给了他诚意伯的爵位?不给他公倒也罢了,为何连个侯也不肯给他?有猜忌功臣的意思,但是我以为,更多的却应该就是因为他从前的经历。朱元璋又为何对知识分子很不尊敬?采用了一些酷刑烈政?我以为,除了他巩固权力,以及他的出身关系之外,也应该与元末有很多的知识分子皆忠诚蒙元有关系。就像是张士诚的名字,有个轶事,就是说朱元璋重用文臣,说知道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有一个他的旧人不满意,就说,士诚这个名字,便是文人起了来辱骂张士诚的。“士,诚小人也。”这则轶事或许确有其事,或许当时人的附会,但是为何会有这种说法?还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多忠诚蒙元,难以得到义军的信任。自然,这也是有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不能说这些文人就是不对的。在当时,国家、民族的观念毕竟还没有形成。又并且,红巾起事,杀的地主豪门确实为数不少,也可算是知识分子的阶级敌人。不止元末,没有哪个朝代不是把义军称为“贼”、“流寇”的,究其根本,即使义军起事,地主豪绅之流,当其冲。他们是现有制度的得利者,当然敌视义军了。
因此,不管从民族也好,“驱除鞑虏”;从阶级也好,多数的不得利者造少数得利者的反,对朱元璋等这些义军来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们大多数来说,就是不能信任的。入明之后,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不肯出山,宁愿隐居,以蒙元之遗民自居。
综合言之,元末群雄并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真正的英雄是谁?是文人儒士么?是像“呼风唤雨刘伯温”这样的谋臣们?非也。真正的英雄也不是朱元璋,也不是陈友谅,真正的英雄是人民。*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诚哉斯言!如果没有人民起义的滔天之势,也就不会出现朱元璋、陈友谅这些的人物;如果没有人民坚决反抗蒙元统治的不可阻挡的大势,也就不会改变刘基这种人的立场。
也所以,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有同学认为小邓似有不能容忍之嫌,在这一种大的气候下,小邓对姬宗周有所猜疑,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且,姬宗周此人,有些本事,但并非惊才绝艳,也不是像洪继勋、姚好古一样,难以一见,找不来可以用来替代的人。又且,小邓虽对他有猜疑,但是却不是就舍弃不用了,仍然给他以益都宰执的高位,仅次小毛平章、赵过之下,而且出入皆随行在侧,很多有关军机重事的议会,也还叫他来参加。这在外人看来,应该已经算是很为恩宠了吧?观书诸公,之所以觉得小邓不能容人,我以为,其实是因为小邓的心理活动,诸公都看到了,所以有此认为。但是外人,他们所能看到的,却只是表相。即便姬宗周明知小邓对他有猜疑,但他能出去四处乱说么?他也只有闷在胸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以外人看来,他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炙手可热的海东贵人、权臣。
而再又,潘贤二。
潘贤二卖主求荣,还不是像姬宗周,单纯地一开城门罢了。姬宗周开不开城门,王士诚都是必败无疑。而潘贤二,却是出了个牛车阵的诡计,导致潘诚本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的,却一战而即覆灭,且留下被人嘲笑的名声。若论其狠辣,较之姬宗周,强出太多。潘诚有势力的时候,他唯唯诺诺,受到责骂也不敢出一声,委曲求存;但潘诚一旦势衰,他即陡出诡计,导致且促使了潘诚的覆灭。这样的人,就像是一条毒蛇,窥伺在暗处,不得势的时候,忍气吞声,一旦得势,即窜起咬人。试问,小邓怎能不为此而感到毛骨悚然?
但是,小邓虽然猜忌他,却也还不肯杀了他。并且还对洪继勋说:这个人有才,不用可惜。并也给了他益都枢密院佥院的职务,这个职务说高不高,说低不低,能参与军机。并且海东旧人很多,不用别的,却用潘贤二来担任这个位置,放眼海东四省,单就枢密院系统来说,这也算是有数的十几二十个人之一了。潘贤二在潘诚手下算什么?谋士、幕僚而已。入了海东,即登堂入室,成为军事方面最高级别的十几二十个人之一。这个位置虽说远不如李和尚、佟生养等,但是潘贤二能和李和尚、佟生养等相比么?他才投了邓舍不到一年,如果就骤然将之他拔擢的比李和尚、佟生养等的位置还高,似也说不过去吧?因此,如果较其资历、功劳,小邓对他似也不能说是赏薄。小邓要考虑的,不止是用一个潘贤二,更重要的不能引起旧人的不满。当乱世,重用将。谋臣当然重要,但是毕竟军队才是最重要的力量。
是他的计策导致了潘诚之覆灭不假,但是鞠胜等有里应外合、等同献上益都的功劳,却也只不过也是益都枢密院的佥院。他出了有奇计也不假,但到底没有用上。至多,就是让小邓对他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小邓不也因此而对洪继勋说:不用潘贤二可惜么?
先打压他一下,然后适当的给点好处,让他知道天威难测,不敢像对待潘诚那样对待小邓,再慢慢的加以重用。这似乎也能说的过去?
以上,个人的一点浅见。欢迎同学们提出意见和批评。
——
罗国器、方从哲等随船回到益都,在莱州上岸。
海上见有许多的战船,或来或往。不论来往,其上皆遍布士卒,军旗林立。远观其打扮,似也并非全为水卒,多数竟为步卒。还有为数不少的船只,遥遥闻听到从其中传来战马的嘶鸣声,大约也还有骑兵在内。
时雨未停,海天苍茫,道路泥泞。
上的岸来,又见码头上更到处军卒。莱芜担负着与海东交通的重任,其地向来都是非常繁忙。尤其现如今,又正值海东大力支援益都的时候,又是运送粮种、又是运送耕牛,常常货积如山。而现如今,却连一点民用的货物都见不到了。军卒之外,便全是各式各样的军用物资。
这些军用物资,有些被盖住了,类如火铳、火炮这类怕水的东西,以及大约还有地雷等之类还算较为保密的、也较为新式的火器。而另外一些,又比如像是辎重车、戈矛之类的物事则却是不怕水,也没有必要掩盖的。便那么直接地淋在雨中。雨水无边无际地落下,将之冲刷得甚是干净。
军旗鲜明、士卒整齐。颜色各异的军旗,分别指引着不同营头的军卒,有的在上船,有的在下船。
罗国器现,上船的士卒与下船的士卒,看其装扮,彼此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上船的士卒,大多穿的五花八门,有披挂铠甲的,有穿着皮甲的,也有就一身棉衣的,甚至还有穿百姓服色的。
而下船的士卒,其所之穿着却很统一。军官皆为明盔亮甲,而士卒则都是棉衣皮甲。而且不论军官、士卒,都佩戴的有标识。
军官的标识分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肩甲上,点的有颜色,或红、或黑、或白;一个是在胸前的护甲上,佩戴了一个类似名牌的东西。上边都是格式如一的书写了三行字,抬头一行,即该军官所属营头的名号;次一行,乃该军官的官职;再次一行,则是为该军官的名字。
士卒的标识也与军官的一样,也是两处,分在肩上、胸前。只不过,在肩上点的不是颜色,而是戴了个肩章。所一致者,同样地分为了红、黑、白三色。此外,他们胸前的名牌,也不是佩戴的,而是牢牢地缝在了皮甲的上边。至于内容,则大致上却是与军官一样,差别不大。只是少了一行,没有官职的称谓。另外又多了两行,一行写的是该士卒的籍贯、家居何省何府,以及另一行则记载了该士卒的入伍从军是从何年开始。
罗国器对这两类的军服穿着都很熟悉。前者是士诚旧部的打扮;后者却分明就是海东精锐的穿戴。红、黑、白者,红为汉卒,黑为丽卒,白为女真。不过,细说起来,却也并非所有佩戴红色肩章的士卒都是汉人。
因为邓舍在军法中有一条明文的规定:高丽、女真军中,凡立下有大功劳的,无论将校、士卒,其若愿入汉营者,听之。
不但有军服上的不同,士诚的旧部与海东的精锐分别各打的旗帜也大有不同。士诚旧部各营头所打起的旗帜,也和他们的着装有着很大的相似,一样五花八门。有的直书以山东府县名,应该是以本来所驻扎的地方为名;有的则豪迈外放,颇具征战杀伐气,大概是王士诚赐给的美名。
聊且举两个例子。
便在罗国器等人的左近,就正有两支士诚的旧部在排队上船。稍微远一点的那个营头,打的旗帜是:“大宋益都高密千户所。”稍微近一点的这个营头,打的旗帜却则为:“大宋益都威武虎豹上万户所。”
而下船的海东精卒,其所打起的旗帜却也如他们的肩章、名牌一样,放目看去,高高低低、大小不同的数十上百面旗帜,格式完全如一。
也举两个例子。罗国器右手边儿,有一支海东的军队刚刚下船完毕,正在集结整训。人数不多,百十人,大约应该是为一个百人队的编制。前头竖立着一杆军旗,上写道:“海东度辽都指挥使司甲营丙队。”
营者,千户所是也;队者,百人队是也。再往下,十人队也有旗,不过就没必要写这么详细,只是简单地写道:“度辽甲营丙队某什。”
“某什”,其中的这个“某”字,也是以甲乙丙丁等等的天干为号。邓舍早先规定军制,为便于区别,天干的名号只许给海东五衙使用。因为海东五衙是精锐,野战军性质的部队,取天干为号,一来表示他们的精锐地位,二来,也是取“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的意思。
而至于地方戍卫军,也即城防军,只许用地支来作为番号。一来,表示他们的精锐程度不及野战军,二来,也是取“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意思。天干,代表攻击;地支,代表防御。区别很明显。
随便一支军队、一个士卒出来,一看他们的旗号、标识,就立刻能明白他们所属部队的性质。
相比野战军与城防军,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野战军所受到的待遇,远远要比城防军高上许多。最精锐的士卒、最好的武器、最快的补给,乃至最高的军饷、最优良的环境,从来都是只给野战军的。并且,野战军的军官升迁也是最快。
海东的野战军先前已有五衙,现在又编定了益都两衙。这七支军队都是都指挥使司、也即万户府的编制,共计有近六万人。除了益都两衙,一个才改编完不久,一个才刚刚把人员选定,还没开始正式的操练之外,如今的这几万人就算是海东到目前为止,最能攻善战的主力军队了。
海东军队立下有卓著战功的,邓舍也往往会赐给美名。但是,不像是士诚的旧部,即使有美名,海东军队的主要旗帜,依然还是分别以天干、地支为名的番号旗。有美名的,可打两支旗帜。一个番号旗,一个名旗。
又另外,对野战军的组建和军中人员的构成,邓舍一向来都是很谨慎的。原则上,只选用汉卒入野战军。
不过,海东既然已经据有高丽旧地、势力且也渐渐展至了女真人聚集区,太过的歧视也是不利团结的。同时,高丽人、特别女真人中,骁悍勇敢的士卒也还是很有许多的。女真人生长马上,生活的环境严寒冷酷,剽悍轻死,是其风气。高丽人虽然稍嫌懦弱,人口基数大,从其中拣选出一些敢战不惧死的,也不是什么问题。有敢战之人,不用,未免可惜。
再则,又而且说了,如果能在五衙中用一些女真人与高丽人,对他们的族人来说、对他们族人中有志马上取功名者来说,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盼头。而对海东来说,也是不失为一种拉拢、分化。
也所以因此,在综合了上边几个方面的考虑之后,邓舍还是分批、分次地抽调了一部分立有战功、确实勇敢善战的军卒补充入了五衙之中。到现在为止,海东五衙中总共有三支纯粹由异族组成的部队。
一个便在度辽都指挥使司中,由女真人组成了一个千户。另外两个则是由高丽人组成的,一个在辽西的安东军中,一个在朝鲜的定辽军中,也分别皆为千户。
前有五胡乱华,近有蒙元入主中原,海东上下,不止邓舍,包括洪继勋、姚好古等人,对异族其实都是非常警惕的。更尤其军中诸将,杀鞑子出来的,对异族深恶痛绝。虽五衙中只有这三个千户,他们也还嫌多。
洪继勋就曾经因此而劝谏过邓舍好几次。他说道:“军队,是国家的重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过去的朝代中,虽然有异族为我中国效劳,并且确实忠心耿耿的。但是,即便有十个忠诚的异族,只要出现一个安禄山,就是国家的忧患。而我海东,又与别的地方不同。异族为多。拿他们来守卫地方,臣已经很不安了。若再把他们调入精锐,让他们穿上精良的铠甲,拿起锐利的武器,并俨然与我汉人的将校有平起平坐的地位。一时或许无恙,时间若久了,人数若多了,岂会无忧!”
谏言了很多次,还更又举出蒙元不用汉人为怯薛的例子,请求邓舍把五衙中的异族悉数剔除。
蒙元的精锐有两支部队,一个探马赤军,大多安放在地方,又叫“蒙古军”。在北方有四大蒙古军都万户府。这个不用多讲,从名目上就能看的出来,其之主力全是用蒙古人...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