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
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所以,华皇的观点中,曾国藩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但是曾国藩当初是满清手上干活的,没有基础,而且,要靠地主阶级来主导这么庞大的改革,也属于天方夜谭,一丝一毫成功的可能性也没有,即便是原本的历史中,后面发生了戊戌变法。
在华皇看来,戊戌变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袁世凯带人做掉了慈禧太后,结局同样无法改变,因为地主阶级无法执掌华国这么庞大的国家转型,后面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军阀割据其实是地主阶级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戊戌变法要是成了的话,极可能仅仅是北洋的提早到来。
晚清最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不是是否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是有共识的,问题仅仅是渐进还是立改。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试图变法者中的一员,他和皇帝找到了一些共识,但他绝非是代表变法的人物,更绝非唯一想用西方政制来变法的人物。
洋务运动也并非毫无成效,清末的地方基本拥有了现代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职能,尤其是警察,卫生和简单的议政体系,顺利转型为新型国家,至少从行政形态上没有问题。
内核是政治基础,这和房子从四合院变成楼房与否的关系不大。
在国家层面看待问题,主要是看内在,看核心基础。
华皇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侧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和俾斯麦推行的现行政策差别不大。
俾斯麦的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一主义。
都属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俾斯麦确实有才干。
唯一不同的是,俾斯麦再强,也只是二把手,华皇是华国铁打的一把手,只要华皇不死,华国的领导层就是最稳健的。
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新型社会的建设就是各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目标。
从民间一直深入到县的新型社会组织,新型的慈善,新型出版事业,新型的经济实体,新的金融和经济手段,到警察局、医院、学校、邮局甚至厕所,乃至于各个政府机关逐渐的现代化,新型社会其实一直在发展,虽然它的成效不高,但确确实实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底层结构。
华皇现在的华国则不同,不但是所有的机构都弄起来了,建筑都起来了,铁路都贯通了,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全新的政府,虽然还需要时间完善,但是华国已经稳定,所有的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
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等到清廷自然倒闭以后,看病去医院,抓贼找警察已经成为共识,华国老百姓接受事物的能力,从来都不差,这些在19世纪60年代,哪怕是最开明的精英也没有这种习惯。
从这一点而言,原本历史中的满清的社会转型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清廷最大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普遍的军事化,从唐代开始,如何防藩镇就是政权的基本命题,公允的说,大清国的成绩是历代王朝中最好的,也是历代王朝中最糟糕的,确实是成也八旗、败也八旗,八旗的特殊性导致他们无法地方化,尽管这种倾向在大清一直存在,但地方化往往就意味着八旗失去战斗力。
因为八旗实质上就是职业军人,而团练武装恰恰相反,一旦建立,实际上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再也不可能离开地方政治,越不像职业军队,往往就越强大。
大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八旗,其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
到最后,无论地方督抚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全国政局不再是用什么声音说话的问题了,枪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权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与政见有直接的联系。
很多人所谓“曾李不自立”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此时下到一个乡村,上到一省,军事化已经导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枪杆子出政权其实在清代最后几十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无论谁去改革,怎么改革,最后都只能被各种军事实力派所绑架。
对于一个急于改革的国家而言,这成为致命的缺陷。
华皇认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图强,本质上都没法扭转这一点!
因为代表的是阶级,是群体,不是一个实权者个人能够左右整个阶级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同样存在,但它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在日本,军人至少被驱逐出了地方事务,而在中国,军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说清末,无论你是什么派,说到底都是一个个军头的附庸而已。
任何军阀社会都会很快陷入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谓的改革都会迅速无效化,假如枪杆子出政权的逻辑无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清廷唯一的问题就是军阀问题,这不只是几个军头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国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