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冷酷的杀戮者。
能不杀的,不杀,能不伤的,不伤——从这次任务完成后,我们反恐大队树立起了这样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口号是容易提的,可实际行动却是困难的。这样的作战理念下,意味着我们只有将技艺练到高超境界,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们重新挑选了狙击手,由我和大队长训练。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相对较大,较为清楚的人体靶子,而是诸如牙签,酒瓶盖,针尖,匕首的刀刃和已经被细化了的人体部位靶,基本上要做到指哪儿就打哪儿。为了训练狙击手们的心理素质和准确性,我和大队长轮番上阵,把苹果顶在了头上,让狙击手逐一射击。
刚开始,就犹如我第一次打巴内手中的靶子一样,抗拒、逃避,狙击手们受尽了心灵的煎熬,体罚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可以拿来用的手段,我和大队长几乎想尽了方法,慢慢的将狙击手们拉上了正轨。
而我和大队长,却双双受到了支队领导的批评,说我们的训练不科学,极其野蛮,不重视自身安全,我们还在支队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大队长说,这是他从小到大以来第一次做检讨,我笑着告诉他,我是第二次,没什么要紧的,光拿荣誉不犯错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尤其是一名军人。可不是吗,哪个著名的指挥官不曾挨过批评,不曾受过处分。因为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不是杀戮。
其他科目的训练,我们都尽量贴近实战,原来训练擒敌术用的假手枪,假菜刀、匕首全被真刀真枪替代,战士们不再觉得擒敌训练是拍电影了,他们开始流血,开始受伤,知道这是真东西,得玩真的,容不得半点虚假。
说实话,他们受伤流血,我们心里也难过,也害怕,害怕出训练事故,害怕他们的身体受到伤害。而大队长说,如果对手能给我们这样的心理待遇,那我们也可以不用这样训练,可对手会这么善良吗?
是啊,每一个犯罪分子都是丧心病狂之流,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肯定会把威胁他的人干掉,他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不是拿一把假的橡皮菜刀朝战士们挥砍。好在战士们是理解的,他们知道,平时的训练不严格,就意味着在战场上的牺牲,而牺牲自己就可以完成任务的话,倒也光荣,但若自己送了命,还影响了战斗任务的完成,那将是一名特警最大的耻辱。
又要过年了,去年过年,是在一个指挥学院,参加总部举办的情报学培训期间过的,与今年过年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这还是我第一次在部队基层过年。战士们忙着布置娱乐室,布置班里的宿舍,贴对联,挂气球,摆鲜花,弄果盘,忙得不亦乐乎。一时间,整个部队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我第一次领略到军营里特有的过年文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年三十晚上,干部们上哨,战士们看春节联欢晚会,算是官兵民主,关爱战士。总队首长也过来给我们上哨,只不过一个将军站哨,有好几个支队的大官陪着聊天,虽然稍显作秀,但总比不做要好,至少表面了一种态度——感谢战士们一年的付出。
也许大队长是照顾我,把我的哨安排在了十点到十二点,他们都说前半夜的哨要好忍耐一些,后面还可以好好睡觉。第一次站哨,不知怎么地,竟然有点兴奋,标准的军姿立在大门哨位上,看着大河两岸的万家灯火,不断响起的烟花爆竹,不由得紧紧握了握手里的枪,像是我正在保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样,感觉很是自豪和骄傲。
不断有领导过来查哨,其实是慰问,总队长下哨了,过来看我上哨,和我聊天,他问我是否想家,我说有一点吧,之后他安排支队长说:“这孩子近四年没有回家了,过完年你让他休假吧,回去看看父母。”
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干,之后钻进车走了,他还要去其他支队。不知怎么地,突然感动起来,甚至有点想掉眼泪,也许是在他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也许是王司令员的影子,总之情绪突然上来。
是啊,很久都没有见到父母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好,不知道家里的生意是否还顺利。还有爷爷,九十多岁了,还向以前那样健康吗?是该回家看看了。
十一点多的时候,几个班长过来了,陪我站哨,我让他们回去,他们不走,说是要陪我,大家都知道,哨位是有纪律的,不能动,不能随便说话。他们就在哨位边上笔直的站着,静静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我的眼泪,已经涌出了眼眶,我知道,这是战士们对我的褒奖,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和我已经如影随形,同甘共苦。
下哨的时候,新年的钟声响起,整座军营都沸腾了,烟花、爆竹绚烂的绽放着、鸣响着,战士们欢呼着。回到宿舍,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听到的是父亲的鼓励,是母亲的哭泣,家里那冷清的样子,让我很是揪心,我能想象,父母又过了怎样难熬的一个年。
春节里,部队不用训练,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战士们高兴的参与着各项活动,他们青春的面貌再一次在节日里绽放开来,犹如空中的烟火,熠熠地发着光。难得他们放松自己,我也和其他排长尽量的轮流着带战士们搞娱乐节目,逛公园,逛市区,好让他们在远离父母的关爱的远方,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正月初七是我的生日,就在这个收假的早晨,支队长给我送了一个生日大礼——回家的火车票,离家近四年了,我终于踏上了归家的列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