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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九八章 临别告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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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老马断言:在小农国度,旧的那一套资产阶级革命,在小农所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是走不通的,因为农民已经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小农想要守护的第一种私有制,也必然灭亡。于是,在反复挣扎中,小农会彻底打碎了对皇帝、拿破仑等等的旧事物的迷信,最终必然会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工人们,联合在一起,推翻旧世界。

    那么,这些东西,放在大顺,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顺需要一场漫长的启蒙运动,告诉农民,啥叫私有制吗?

    习以为常的东西,不需要不断解释和辩经;反常的东西,才需要解释和辩经。

    在大顺,需不需要和农民启蒙说:在私有制下,你的地就是你的,我的地就是我的,你不能来我的地里拾穗,因为我对我的土地有全部的处置权。

    大顺的农民不会惊呼:哇,好有道理,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感谢你的启蒙和教化。

    大顺的农民只会翻翻白眼,骂一句:你脑子有病吧?我用你告诉我?别说地的麦穗子了,我家的狗拉的屎,都是我的,别人捡去沤肥也不行啊。

    所以,在大顺,想要走资这条路,问题的重点压根不是启蒙运动,或者说绝对不能是东施效颦式的启蒙运动。

    重点在于,第二种私有制,如何技术性的、高效的、技巧的,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

    什么叫私有制下的合法谋杀?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土地兼并。

    我是地主,贷给小农钱,用小农的土地抵押,然后到期还不上我去收地。

    整个过程,在私有制的最高神圣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说,坑、蒙、骗、九出十三归、殴打、恐吓这些东西,这和“私有制的神圣”无关。私有制的神圣性,体现在你就算坑蒙骗放贷,最后还是要拿地契。

    这就是第二种私有制,在私有制这个最高法权下的“合法”谋杀第一种私有制。

    但是,历朝历代来看,这种“合法”的谋杀,必然失败。

    当地主拿出地契、买卖文书、欠债的手印,说这些都是符合神圣的私有制的时候。

    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铲平王等英杰,就会拍拍手里的刀,问:是私有制神圣?还是我的刀神圣?

    于是,在这一刻,老马说的经济学家们混为一谈的两种私有制,立刻泾渭分明。

    小农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小农很清楚,他们要私有制,但要的是第一种私有制。

    并且很清楚,在他们眼中,神圣的是第一种私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

    或者说,小农比经济学家更清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被混为一谈的私有制。

    很多所谓经济学家说的“私有制”,实际上是“我有制”。

    私有制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是“处置”。

    换句话说,私有制的精髓,是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卖出去,归别人所有。

    只有在私有制下,第二种私有制,才能“合法”地把第一种私有制谋杀,并在其尸体上建立起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需要暴力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的拥趸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

    所以,想要大顺走资这条路,需要技巧,技术。

    谋杀,是个技术活。

    而在土地兼并周期中,这种谋杀,毫无技巧。

    给人的感觉,纯粹就是一个小崽子,还没长大,就拿着刀要捅死一个壮汉。结果每每被壮汉一把夺回刀,噗嗤来上一刀,反杀。

    是以,这可能需要退一步、走两步;也可能需要退两步、走一步;甚至可能需要迂回。

    总之,壮大支持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或者在“保护”小农的姿态下悄悄把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养大。

    小孩杀大人,必然被反杀。

    而若小孩长大、大人老了,再杀呢?

    老皇帝是历史的无意识的推动者,李欗差不多应该也是,显然他们脑子里没有一套成体系的学问,也不可能说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种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顺的经济基础。

    故而,他们恐惧小农破产、恐惧兼并加速。

    甚至于,李欗提出了要强制赎买、将地主的赎买金强制储蓄、强制投入到工矿业基建上,迫使他们转型。

    但,这也意味着,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着了大顺的真正问题。

    包括说,大顺的实学激进派,均田、迁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进两步。先迁民、垦殖,是为了将来杀起来方便,反抗的不强烈、以及创造内部市场壮大产业资产阶级的力量。

    或者说:

    欧洲的农业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农业起步的。

    而大顺,是否有必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农业起步呢?

    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对欧洲的意义,对大顺是否有意义呢?

    论原始积累,大顺有世界一流的手工业,还有丝茶大黄瓷器黄铜漆器等等这些“特产”。

    论亩产提升,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远不如18世纪华北两年三熟。

    论劳动力,大顺真的不缺。

    那么,为什么非要刻舟求剑、非要东施效颦?

    为什么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质,理解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的矛盾,明白大顺即便要走资本主义,千万千万不要在农业上起步。反而,要尽可能在保护小农利益的情况下,把产业发展起来。

    刘玉的疯狂对外扩张,支持老皇帝增加内部关税,是这个思路。

    李欗的试图修路,赎买转型,农民迁徙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还是这个思路。

    实学派的均田、征税、移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先以垦殖扩大内部市场,在发展产业,仍旧是这个思路。

    归根结底,一句话:

    如何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的发展、如何保护资本主义在工业的发展,是大顺要转型的根本问题。

    无形之手,在大顺,起的是反作用。

    在这个可以被称作“封建晚期、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私有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欧洲和大顺,其实都处在这个过渡期。

    只不过,这个过渡期的表现不同。

    在荷兰,这个商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体现在金融、放贷、航运、商业、投机。

    在英国,体现在金融、航运、商业买卖、航海法下的三角贸易。

    在大顺,?则体现为资本向耕地流动,将耕地作为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投资——风险几乎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谈过这个问题,现实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资土地呢。

    荷兰的命运,是金融业摧毁了荷兰的实业。

    英国的命运,是亚当·斯密所批判的“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管控、保护主义、政府补贴、殖民地掠夺、消灭竞争等手段,让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发展起来了。

    大顺的命运,现在还是未知的。刘玉只是走完了一半,击碎了英国的保护主义,夺取了三角贸易中“工业品生产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并在大顺产业急剧发展、很可能出现货币不足的时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银矿。

    至于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合法谋杀”,那就看后来人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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