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许多在中原穷困无地的百姓,移往关外,分给他们大批的田地了。而中原许多穷困百姓移往关外,那中原各地的土地压力等也会大减,留下来的百姓生活会变好些。
移民实边,朝廷又稳固了边疆,增加了田地产出,增加了赋税。
无论从哪里看,都是共赢互利。
这种情况,是他很难想的通的。汉武帝北伐匈奴,打了几十年,把匈奴打的西迁,可汉人口减半。隋炀帝三征辽东,兵发百万,虽然把高句丽打残,可沉重的兵役、夫役,也把天下百姓压的喘不过气来,终于被迫造反,大隋二世而亡。
甚至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到后来唐高宗时终于联合新罗灭亡百济、高句丽,可实际上也是给百姓造成极大的负担,朝廷的这些征战,百姓们都没得到什么实际好处。虽然从长远看,这些战争,其实是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关系中原安危。
但对当时的百姓来说,他们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将士们战死沙场,客死他乡,大量伤亡。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兵役、夫役,压的喘不过气来,朝廷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将国家拖到危险的边缘。
明朝时,关外的战争,更是直接把明拖的崩溃了。
可大汉的关外战略,却完全不同。
从朝廷到百姓,从将士到商人,大家都只得到了好处。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与这一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是西南的改土归流。
倪元路当初也反对改土归流,认为这必然逼反西南部族土司,引发一场持久的叛乱,会把帝国拖累,甚至让朝廷丢失西南。
可结果呢,完全不是他们预料的那样。
倪元路有时静下来想想,怎么一切都让人这么看不懂了呢。
文臣们反对用兵打仗,在他们看来,除非万不得已,都要尽量避免战争。一旦打仗,开支极大,各种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可现在,大汉自立国起,就一直没有停过用兵。甚至是各处用兵,军队的规模也一扩再扩,军费的预算也不断上升,但国内并没有出现什么民怨沸腾,水深火热的情况。
相反的,现在大汉的军人成为年青人最向往的职业,也是收入极稳定和优厚的职业。而庞大的军队规模,也使得大汉有了更庞大的军工产业,那些军方订单,养活无数的工人。
在大明时代,打仗,就意味着局势糟糕,恶性循环。
可在大汉,却似乎完全反了过来,越是打仗,国内局势似乎越是好,尤其是工商制造业等就越发的繁荣。
历经两个王朝,可很多事情他都总看不明白。
就如比大明一年税粮不过两千多万石,税银才二三百万两。
朝廷空有几百万的卫所军丁,却空占着亿亩军田,而毫无作用。
可在大汉,朝廷养了百余万常备军队,各地用兵不断,结果却还能越打形势越好。大汉清量出来的田地,也并不比万历时清量出来的多多少,可国家的税收,却是以往大明时的百倍千倍。
国家税收提高了千百倍,但百姓的负担却反而下降了。
这才是真正的治国有术吗?
倪元路是真正的佩服起这位年青的开国皇帝,这种种治国手段简直是匪夷所思,但确实行之有效。
倪元路摇摇头,轻叹一声。
也许他们这些人已经跟不上形势了,他们过去的那些治国观念,根本就不适合。
新朝确实不一样了,上至勋臣武将,下至商人百姓,大家都不再那么反对战争厌恶战争了。因为大汉的对外扩张战争,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并不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相反,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机会。
御驾刚过山海关,刘钧收到一封京师转来的奏章。
左都御史倪元路上表请辞。
刘钧有些意外,倪元路过去虽然是东林出身,后来还跟吴甡等联合官谋要对付他,但那毕竟是前朝时的事情。
事实上,他接替刘宗周在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位置上,干的还是很称职的。
这次的赵国梁一案,虽然刘钧也有些不满倪元路没有第一时间奏报,可他的敬职精神,还是让他非常欣赏。
都察院这种衙门,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啊。
刘钧当然不可能同意倪元路辞职,他走了,哪走这样的人去。要是换一个官员,面对赵国梁的案子时,肯定不会如他这般铁面无私。
想了想,刘钧拿起御笔在马车内直接写了一道谕旨。
“晋封左都御史倪元路临安县开国伯,赐银元一万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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